本帖最后由 tjahz 于 2022-5-12 10:47 编辑
（四）西方“历史”及“哲学史”是汉学的分枝
“今天被视为次要学科的汉学，竟在17世纪的欧洲，在形成历史学、地理学和社会理论等现代学科的过程中，起到了重大的作用。”——加拿大汉学家卜正民（Timothy Brook）。[]
近代欧洲的知识界挪用汉语文献，乃蔚然成风、蔚为大观；以致我们能够断定，包括哲学史在内的全部西方“历史”都是中国式的。正如美国范德堡大学教授约翰斯（Christopher Johns）所说：“主导这个阶段（17—18世纪）“全球历史”研究的，是中国编年史，……它在许多方面都对西方“重建”自己的过去，作出了学术贡献。”[]
比利时汉学家钟鸣旦（Nicolas Standaert）指出：“中国文献资料已经潜移默化地渗透西方的阅读文本，……中国历史已融入西方‘历史’的创作之中。”[]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教授斯蒂曼（Alexander Statman）详述：
（近代）欧洲学者通常取材于非欧洲的文本，以此来阐明“世界历史”，并宣称自己民族的过去是其中的一部分。典型案例是，那些法国学者从中国古籍中提取资料，用于撰写“世界历史”。……启蒙时代的巴黎学术圈较广泛地运用中国的原始证据，他们多是凭借自己的汉学知识来解决“世界历史”问题。……范克莱（Edwin Van Kley）称：“那些将中国历史与西方历史有效结合起来的学者们，解决了（西方）古代世界的编年问题。”……到1750年代，他们从中国古籍中描绘出一幅“人类历史”的图景……。我把它称作“中国范式的世界历史”！……法兰西学院……通过翻译提供了全面而原始的中国历史资料，并把它们融入自身的研究之中。……（其理由是）不仅中国和欧洲在过去就有联系，而且一方的历史可以揭示另一方的“历史”。[]
中国古籍尤其被用于构建“古希腊”。芝加哥大学教授拉斐尔斯（Lisa Raphals）说：
……中国证据提供了无与伦比的契机。……中国史料被用来弥补一些希腊记录的空缺。多样性、连续性和大范围的中国资料源……发挥了历史贯通性的功能；……尤其是在民族志上，中国证据为研究（世界）各种传统打开了视野。[]
另据伦敦大学教授洛弗尔（Julia Lovell）的揭示，歌德（Johann W. Goethe, 1749—1832）和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 1769—1859）负责收集中国文献译本，形成德语资料库，并用它来复兴“古希腊”。[]
兰德尔（Marilyn Randall）的书《实用主义剽窃》提到尼采格言：“翻译意味着征服”，以及洪堡所说：“当语言丰富达到一定程度，一个民族也就变得富足了。”[]
德语，从18世纪被其国王腓特烈拒用的部落语言，[]到19世纪摇身一变为“哲学语言”；这归因于通过翻译和模仿，而注入汉字“表意”（概念）。
格拉斯哥大学教授戴维·琼斯（David M. Jones）说：
作为（近代）欧洲消化中国资料的一部分，德国寻求“汉语钥匙”。……莱布尼茨认识到中国语言和世俗人文，对于创造新欧洲的功效。……米勒（Andreas Muller）发现了解码汉语的方法——《汉字秘钥》。……他们假设：欧洲与中国分享共同的逻辑与语言结构。[]
比吉特·林德（Birgit Linder）也说：“……（近代）德国对中国知识的追求主要是哲学的；……通过翻译将中国哲学、历史和文献转变成德语资料。”[]
图解 “古希腊”哲学家及其著作？没有纸和印刷，尤其是没有“表意文字”，哪来这些！
直接从中国文献中开发出“西方哲学”！这是美国鲍登学院教授陶茨（Birgit Tautz）的研究结论：
耶稣会士提供的中国资讯和莱布尼茨的相关写作，……对于欧洲接受东方哲学发挥了独特的作用。[]……难道不是汉语文献把知识与人的主体性从“神”那里都解放了出来？难道不是中文的符号概念和认知方法均已注入那正在形成中的西方知识里吗？莱布尼茨坚持采用最接近古汉语的翻译，……为欧洲开辟出一种技术和发明的语言（哲学语言或概念语义）。[]他……通过对中国文献的翻译和释义，在研读中发明哲学……。[]18世纪上半期，源于中国表意文字与书籍传统的“启蒙普世主义”，不仅连接着那些以宗教和语言为内容的欧洲文本，而且还绽放出世俗哲学。[]……另一方面，来自“汉语密码”（Chinese Cipher）的抽象概念，……被提炼出德国唯心主义哲学。[]
莱布尼茨认同：“汉字是哲学表述系统的理想原型”[]；“《易经》是真正哲学、数学和新逻辑的源泉”。[]
整个的近代西方哲学“自始至终是中国”。伦敦大学教授麦克菲（A. L. Macfie）主编《东方对西方哲学的影响》，其序言云：
在这里，欧洲思想被确定为一系列……思想家或哲学家的理论：它开始于欧洲最早的思想家之一马勒伯朗士（1638—1715），他热爱东方（中国）哲学；它直到海德格尔（1889—1976），他还是热爱东方（中国）哲学。在这期间（三百年），欧洲主要哲学家的著作形成了标准的哲学体系。……莱布尼茨、沃尔夫、廷达尔、伏尔泰和魁奈在解释中国思想时，几乎总是利用如此观念与信念来培植欧洲传统。……休谟（1711—1776年）的时代，东方思想是如此弥漫，以致他本人和其同时代的欧洲学者，都无法置身事外。也就是说，亚洲在18世纪的西方思想中（尤其是在世俗化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它在休谟思想的形成中也起到了主导作用……。休谟及其当时的欧洲同人都是东方直接或间接影响的产物。……虽然休谟在他的所有著作中都没有提到东方，尤其是没有提到之前两个世纪，中国文化浸透西方这一事实……；但是，休谟及其欧洲同人包括孟德斯鸠、伏尔泰、魁奈、亚当·斯密和哈奇森，无不深受东方的影响。休谟在法国……耶稣会士学院创作《人性论》，那儿的图书馆藏书4万册，很多是关于东方的……。休谟极大地启迪了康德，后者则弘益其19世纪的晚辈，诸如赫尔德、费希特、黑格尔、谢林、叔本华和尼采。……休谟的思想受到东方的根本性影响，这显然是最重要的，因为它又深远地波及此后的欧洲哲学。正如罗伯特·沃尔夫所指出的那样，……康德欠休谟一笔巨大的债，它几乎相当于许多19世纪的德国哲学家欠康德的债……。[]
鉴于此，陶茨干脆把西方哲学称之为“中国哲学”。[]她还说：“如果重新讲述‘中国故事’，则必将把中国置于德国及欧洲……文化史的核心。”[]
图解 西方哲学的中国起源。
（五）中国派生西方（希腊）哲学的“虚拟枢纽”
在中国哲学衍生出“西方哲学”的过程中，有两个关键“人物”：一虚一实；前者是毕达哥拉斯——“虚拟枢纽”，后者是莱布尼茨——“真实枢纽”。
先说“虚拟枢纽”，那就是：基于中国资料伪造了毕达哥拉斯，再基于“他”以及更多的东方源泉，伪造出其他的“古希腊哲学家”。
《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词条“毕达哥拉斯”写道：
第欧根尼·拉尔修书中的……毕达哥拉斯传奇是虚构的。……毕达哥拉斯这位古希腊最著名的哲学家之一，其实什么也没写，也没有其同时代的人写下任何关于他的事迹。……（《名哲言行录》中）以一种非历史的方式将毕达哥拉斯描绘成一个“半神人物”（semi-divine figure），竟然成为时尚；说“他”创造了希腊哲学传统中的所有真理，包括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许多成熟思想。为了支持如此观点，又以毕达哥拉斯及其学派的名义伪造了许多论文。……（据说）在公元1世纪末，就有以毕达哥拉斯及其学派的名义写的大量书籍，把它们当作毕达哥拉斯的原始文献，乃至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从中得出他们的核心思想。在后来的传统中，也有一些书被认为是毕达哥拉斯作品；但是，它们都是他人写的，冠其名而已。……（据说）早在公元前3世纪，就有了三本以毕达哥拉斯名义流传的书，其内容分别是关于教育、自然和政治家才能的。……最近发现的许多有关毕达哥拉斯的秘密论文，都是为之前伪作圆谎而出笼的。[]
“毕达哥拉斯真的存在吗？”英国数学网站（Mathsbyagirl） 写道：
毕达哥拉斯大概是数学领域最著名的人物之一，……高中学生都想知道毕达哥拉斯定理的奥秘。但是，这个人物根本不存在！……克里奇利说：“可悲的是，现在的古典学者几乎一致认为，毕达哥拉斯从未存在过。很可能是一群南意大利的学者，叫做‘毕达哥拉斯学派’，为其信仰发明了一个‘创始人’……。”事实上，哪来有关毕达哥拉斯生活的资料？仅有一点……“原始”文字，说毕达哥拉斯活了600至1000年！……在一些人看来，上述谎言和荒谬则意味着，“毕达哥拉斯是被邪教团伙夸张或拼凑出来的虚幻领袖”。[]
纽约大学教授瓦尔迪兹（Juan Valdez）疑问：“毕达哥拉斯的哲学很容易让人想起，那奠基中国哲学的《易经》中的形而上学。”[]亦即，马丁·科恩所言：“《易经》和《道德经》……包含了许多西方哲学的核心思想。”[]
英国汉学家贝尔福（Frederic H. Balfour, 1846—1909）断言：“毕达哥拉斯哲学本质上是中国式的。（在中国哲学上），我们面对的第一个标志是‘太一’，这竟变成了毕达哥拉斯伟大的‘一’，或者‘单子’；……‘单子’分裂为阴和阳——自然的法则。[]
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教授斯维特利科娃（Ilona Svetlikova）指出：
作为著名法国汉学家雷慕莎的学生，格拉迪施（August Gladisch, 1804—1879）发展了老师所观察到的中国哲学与毕达哥拉斯主义及柏拉图主义的相似性；……并且把后者（毕达哥拉斯—柏拉图）的理论体系追溯到古代中国，认为是相同的道德、数理和音乐哲学。格拉迪施称毕达哥拉斯主义者是“希腊的中国人”（Hellenischen Schinesen）。……安德烈·别雷（Andrei Bely）的小说中，……倡导毕达哥拉斯主义；而对于彼得堡（学派）来说，它所呈现的格拉迪施的研究书目，与安德烈·别雷的志趣是一致的，即主张“西方思想的东方起源”。[]
然而，“毕达哥拉斯哲学”究竟如何形成？
美国学者甘威尔（Lynn Gamwell）说：“莱布尼茨注意到，他正在复兴的毕达哥拉斯—柏拉图理论，与理学的‘道’的成分颇为相似；但中国人所持有的是完全自然主义和有机的……。”[]
美国莱斯大学教授史密斯（Richard J. Smith）介绍：“白晋的最大和最持久的愿望之一，就是证明《易经》的数字和图表（特别是河图洛书）与毕达哥拉斯、新柏拉图主义者和卡巴拉体系之间的关系。”[]
白晋告诉莱布尼茨：《易经》的作者伏羲是古代“普世的立法者”，他将法律、习俗、宗教、文字和书籍都赋予古老民族；但在不同民族的“古代”文献中，伏羲被换成不同的名字，来代表他们自己的“先哲”，诸如赫尔墨斯、透特、以诺。而获得从伏羲传下来的知识与智慧的，则有毕达哥拉斯主义者、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主义者……。[]
那么，“毕达哥拉斯”又是如何被“复兴”的呢？法国汉学家梅谦立（Thierry Meynard）的书中写道：
继陆若汉（Joao Rodrigues）和其他耶稣会士之后，龙华民（Niccolò Longobardo, 1559—1654）相信，世界上所有哲学都只有一个共同来源。因此……借助于中国的数学命理学来重构毕达哥拉斯，或许是值得的。在龙华民之后，白晋和基歇尔（Anathasius Kircher）都努力通过中国资料来获取普遍性的古代知识。……（另外）龙华民还从邵雍的数学命理学中找回毕达哥拉斯的这一理论。[]
雷慕沙（J. P. Abel Rémusat, 1788—1832）考证：“公元前6世纪中国哲学家老子的观点，通常被归属于毕达哥拉斯、柏拉图和其他‘希腊人’。”[]
由此我们可以断定，除了西方的相关传说之外，毕达哥拉斯等“希腊智者”最初都是耶稣会士使用中国史料，为之“恢复”的。
意大利东方学家哈盖尔（Joseph Hager, 1757—1819）考证，许多被说成是古希腊、古罗马的“发明”，包括棋、算盘、乐器、罗马数字、数理哲学和天文学等，尤其是毕达哥拉斯的“成果”，实际上都是来自中国。哈盖尔感叹道：“太多抄袭中国的（So many plagiarisms from China）！”[]
亦即，爱丁堡大学教授布雷（Francesca Bray）所言：“西方学者……恬不知耻地互相剽窃对方的思想；……我们可以肯定，他们会毫无顾忌地将这些来自世界另一边的思想，化为己有。”[]
图解 这幅画是19世纪后期的浪漫主义运动之杰作。西方先虚构了“古希腊”，为了圆谎，又杜撰了“文艺复兴”（始于1860年）。
（六）中国派生西方（希腊）哲学的“真实枢纽”
阅读意大利那不勒斯大学的德拉戈（Antonino Drago）论文《莱布尼茨在科学与哲学史上的决定性作用》[]，笔者感到，至少在西方哲学上，莱布尼茨起到了“从无到有”的关键作用。
勃兰特和普迪指出：莱布尼茨“实际上是对儒学进行……挪用的奠基思想家。”[]
莱布尼茨的最大贡献应该是从“中学”开发出“西学”——西方知识体系。美国新墨西哥大学教授斯特姆（Fred Gillette Sturm）的这段话，端倪可察：
莱布尼茨与在华耶稣会士的书信往来，显示莱布尼茨是欧洲接受外来知识的桥梁……。毫不夸张地说，在西方遗产中，莱布尼茨的成果是现代思想史上最具萌芽性质的……；现代欧洲的科学与哲学中的大量新东西，基本上都是从中国借取的？……（换言之）在其现代科学与哲学的发展中，西方已经挪用了中国成果，这不可以从莱布尼茨那里查得到吗？……一个最基本的结论是，……莱布尼茨作为一座桥把中国哲学引入了欧洲的主流思想之中，以致现代西方的哲学、科学和政治意识形态都深受其影响。[]
形成希腊及西方哲学必须具备这六个要素，即“表意”概念、自然法、普遍性、辩证法、形而上和逻辑；它们都是莱布尼茨透过耶稣会士从中国获得的，正如蒙格罗所说：“……莱布尼茨曾直接与几位耶稣会士联系，要他们从中国借取实践哲学。”[]后者的要素奠基了西方（希腊）哲学。
第一、表意概念（哲学语言）
法国哲学家德里达（Jacques Derrida, 1930—2004）说，在莱布尼茨那里，中文（表意汉字）是“哲学语言的模型”[]和“哲理性写作的完美蓝图”[]；“中文模式起着西方哲学基石的作用”[]；“中文写作的概念成为一种‘欧洲幻觉’（European hallucination）”[]。言下之意，奠基西方哲学的哲理概念来自汉语“表意”（普遍通用概念）。
在其暮年，德里达做了一个大胆的推断：“我们强烈感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即希腊哲学是否起源于希腊或欧洲？是否可以说，它就是中国哲学？”[]
第二、自然法（“自然神”）
它是包括哲学、科学、法学和经济学在内的西方知识体系的前身。
伏尔泰称孔子是“完美的自然神哲学家”。[]百科全书派领袖狄德罗（Denis Diderot, 1713—1784）以其笃信“儒家自然神”为荣。[]
美国佐治亚法学院的戴维斯（Walter W. Davis）说：“宋明理学似乎是许多欧洲知识分子信奉的自然神的理想原型，而自然神则缘起于一种建立理性宗教的愿望；……它假定存在着作为宇宙秩序创造者的神圣天意，一个以自然法则统治万物的至高无上的神。”[]
莱布尼茨提议“中国应该派人来‘传教’，教欧洲人‘自然神学’及其实践。”[]这件事由耶稣会士代劳了。
儒家自然哲学对于西方文明有四个功能：（1）结束宗教战争（自然秩序）；（2）取代神权统治（自然神）；（3）建立世俗国家（天赋人权）；（4）形成西方知识（自然规律）。后者在认识论上奠基了西方科学、哲学、法学和经济学。
第三、普遍性（抽象性）
西班牙埃雷拉主教大学教授加列戈（José Andrés-Gallego）指出：“普遍性的概念是莱布尼茨‘中国梦’的重要内容。”[]德国明斯特大学教授谢伯斯（Heinrich Schepers）进一步说：“莱布尼茨的普遍通用概念……构成表达任何思想的基础。”[]
〔陶茨教授：〕对莱布尼茨来说，在理性的驱使下，书面汉语则描述了字眼背后的事物；亦即，与古籍蕴藏有关的汉字体系，表达了万事万物的本质。……莱布尼茨的“普遍主义”的主张，根源于中国的文献传统。……他通过“阅读中国”，终于找到了世界固有的普遍主义。他的中国笔记标志着认识论上的转变：它通过锚定中国哲学中的普遍性概念，种下了启蒙普世主义的种子。……进而，让欧洲人通过“阅读中国”，把中式的启蒙普世主义本土化。……上述过程最终变成了一种哲学意图，欧洲哲学的主体性由此出现。[]
第四、辩证法（阴阳观）
美国阿肯色大学教授芬莱（Robert Finlay）指出：“辩证法是莱布尼茨从理学引进的，这一遗产随后传给了赫尔德、谢林、黑格尔和怀海德。”[]而斯特姆则补充道：
尤其是在阐述《易经》基本思想的方面，莱布尼茨深受理学的影响。……他的1714年作品与阴阳辩证法（包括“理”、“气”），两者雷同。……黑格尔也明白，他的绝对精神的辩证法，与《易经》中的阴阳互动极为相似。……欧洲传统中的辩证法显然是莱布尼茨引进的。……辩证法在中国哲学遗产中乃根深蒂固，而欧洲的辩证理论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儒家哲学传统。……可以肯定，莱布尼茨是通往中国哲学的一座桥，从而把辩证法引入西方主流思想之中。[]
第五、形而上（道的形式）
莱布尼茨赞同白晋的这一说法，即：伏羲是“全人类的哲学之父和创始人”，《易经》是个“完整的形而上学系统”。[]伦敦国王学院的西蒙·科夫（Simon Kow）写道：
1698年，白晋向莱布尼茨传达了他的观点，那就是……《易经》是以简明和自然的方式标识了所有科学的原理，更确切地说，它是一个完美的形而上学体系。……这本书包含了真正的哲学。……白晋在1700年写给莱布尼茨的信中继续说到，中华民族的缔造者和《易经》作者伏羲，是“哲学王”，实际上就是赫尔墨斯；换言之，他（伏羲）是包括埃及、希腊和犹太—基督教在内的所有古老智慧与神秘教义之父。……。因此，按照白晋的解释，《易经》阐述了数学形而上学；或者说，它是（早期）科学研究的完美和通用的方法……。[]
第六、逻辑与逻各斯
白晋还告诉莱布尼茨：中国是“神启的逻各斯的知识库”。[]
西方逻辑最初是莱布尼茨从汉字“表意”中提取的。费诺罗萨（Ernest F. Fenollosa, 1853—1908）指出：“通过将汉语作为一种模式，当成真正知识的工具，由此来修补我们（西方）抽象语言的缺陷”；“汉语所代表的，是所有的西方逻辑和抽象系统的自然选择”。[]
莱布尼茨认为，汉字的清晰归功于它们与其表达对象之间的关联性，它们是完美……形式逻辑语言。[]
美国社会哲学家富勒（Steve Fuller）指出：“莱布尼茨的理想最初系于中国表意文字——关于普遍性思想的语言，它近似于现代符号逻辑的理想。”[]
密歇根大学教授凯尼尔（Kurt von S. Kynell）也说：“莱布尼茨认为，类似于中国表意文字的东西和基于它的通用语言，是合乎逻辑的起点。……中文作为一种逻辑表意文字，……很容易在逻辑和数学基础上被理解。”[]
图解 在西方，有案可稽的最早哲学家是莱布尼茨（G. W. Leibniz, 1646—1716），之前的都不可信。莱布尼茨是西方哲学的真正开创者——实际上是这方面“西学中源”的奠基人。
结束语
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包括伪希腊的）是同源一体，后者是前者的分裂形式。进而，中国哲学是“一”（道的整体、对立统一），西方哲学是“二”（道的碎片、主客二分）；前者在实践中是人与人、人与自然之双重和谐，后者则相反。
简明扼要地表述哲学上中国与西方的主从关系如下：
中国哲学（主轴）：“正”/道的整体〔阴阳平衡〕→“反”/道的碎片〔阳亢：西方哲学↑〕→“合”/道的整体〔阴阳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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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5-12 09:3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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